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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11月,上海法租界霞飞路,叛徒白鑫躲在一所公馆里,准备搭车离开上海。
他以为身边有军警和特务保护,便能逃过追捕,却不知道,几天来的一举一动,早已落入中共中央特科的掌握之中。
这场行动的起点,并不在霞飞路,而在几个月前的一场秘密会议。
1929年8月24日,上海新闸路一带,白鑫家中正在召开秘密会议。
参加者包括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和邢士贞。
周恩来原本也要出席,因临时处理事务未能赶到,反而躲过了这场突然袭击。
白鑫负责记录会议内容。
谁也没有想到,他已经背叛组织,并把这处住址和会议情况交给了国民党方面。
当天,便衣特务提前布置在住宅四周,有人装成小贩,有人混在人群中,附近还调集了武装巡捕。
警戒人员察觉异常时,行动已经开始。
四名同志被当场逮捕,白鑫却没有受到任何控制。
这个细节,后来成为判断他叛变的关键证据。
消息传到中共中央后,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央特科查明内情。
中央特科成立于大革命失败后,承担情报搜集、交通联络、保卫机关和反叛徒等任务。
上海环境复杂,租界、军警、帮会势力交错,地下工作者稍有疏忽,便可能牵连整个组织。
特科很快发现,白鑫的叛变并非临时起意。
关于他为何变节,后来流传着不同说法,有人认为他畏惧国民党的高压,也有人认为他因亲属在海陆丰时期的遭遇而对白鑫、彭湃之间产生私人怨恨。
具体动机虽难完全确认,但出卖同志的事实没有疑问。
被捕的四人随后被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。
特科曾设法在转押途中营救,队员提前埋伏,准备截击囚车。
遗憾的是,武器临时出现故障,行动无法展开。
面对守卫和火力差距,指挥人员没有仓促冒险,只能撤离。
1929年8月30日,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在龙华被秘密杀害。
彭湃当时年仅三十三岁,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;
杨殷三十七岁,长期负责党的军事工作。
四位同志的牺牲,使特科必须迅速查清白鑫的藏身处。
这时,陈赓把目光投向了杨登瀛。
杨登瀛身份特殊,长期活动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,能够接触到一般地下人员无法得到的消息。
后来,他常被称为“十号”秘密特工。
这个称呼背后,不是传奇色彩,而是极其危险的双重身份。
杨登瀛先通过内部关系确认,白鑫确实是告密者,又得知对方正受到严密保护。
白鑫不敢公开露面,整日躲在范争波公馆中,连看病都十分谨慎。
一次,白鑫到达生诊所求医。
诊所负责人柯麟也是地下党员,认出白鑫后,借取药为名离开,准备向组织报告。
白鑫久等不见人回来,立刻起疑,匆忙离开。
此后数日,他还派人盯守诊所,生怕那里已经布下圈套。
白鑫后来把柯麟请到公馆看病,组织便借此寻找具体位置。
杨登瀛接手后,没有急于动手,而是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接近范争波,再设法与白鑫见面。
“外面风声很紧,你不要随便出门。
”杨登瀛故意劝他,“等安全一些,再设法送你离开。
” 白鑫果然上钩。
他提出前往南京,甚至考虑出国避难。
杨登瀛表面上替他周旋,暗中却把行程、车辆和出发地点一一报告给特科。
1929年11月11日晚,白鑫夫妇、范争波兄弟及数名保镖从公馆后门出来。
霞飞路灯火未熄,车辆已经停在路旁。
枪声突然响起,白鑫中弹后仍试图抵抗,但很快被击毙。
范争波和白鑫妻子受伤,其余护卫也在交火中倒下。
行动结束后,特科人员迅速撤离。
等巡捕赶到,现场只留下弹痕和血迹,袭击者已经消失在租界复杂的街巷之中。
白鑫案由此成为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件,而杨登瀛提供的情报,则让这次行动从寻找目标、确认行踪到实施截击,形成了完整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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